快递礼品代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有事情要讨论,有事情要讨论,这才是人民民主的真正含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和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完善决策前协商和决策中协商的实施机制,丰富易议事项和共同事项协商的制度化实践。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程,中共中央自1948年发出“五一口号”和为新CPPCC作准备以来,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奠定了基础。协商制度和由此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

  一个

  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就设在那里。面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在4月底亲自起草了“五一口号”,呼吁“所有民主党派、所有人民团体和所有社会精英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84页)5月1日,“五一口号”被刊登在《晋察冀日报》头版。五一口号公布后,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华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五一口号”全文共23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政治要求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愿望。各民主党派先后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发表声明和宣言,并致函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同胞。得知“五一口号”的爱国华侨也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座谈会、座谈会,给张文写信,提出意见,研究方法,为新CPPCC的召开献计献策,形成了新CPPCC运动广泛而深入的高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把我们党周围的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了。各民主党派和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序幕。

  爱国主义和民主是所有民主党派的共同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并为之长期奋斗。为响应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的邀请,自1948年秋以来,爱国民主人士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奔赴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讨论国家建设战略。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华侨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宗教界人士从全国各地和海外来到解放区。他们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新CPPCC的筹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

  此后,随着新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起草和制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初步形成。民主党派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和管理清楚地表明,民主党派既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与党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基础上,政治领导的内涵和对领导的接受程度有所增加,体现了协商民主形式的新型政党关系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二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为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协商民主理论最早的解释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精辟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审议精神不在于最后一票,而主要在于事先协商和反复讨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在1954年12月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建立CPPCC进行政治协商。所有政党、民族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新中国的重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传记《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可以看出,协商民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探索和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产物。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007年11月,白皮书《中国的政党制度》首次使用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强调“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从制度层面阐述了协商民主,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相互关系,强调两者不是相互替代和否定,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征和优势”。2018年3月,在全国政协联席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新政党制度”的命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的政党制度。”从利益代表、政治功能和政治效果三个维度指出了我国新政党制度的特点: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效地避免了代表少数人和少数利益集团的旧政党制度的弊端;紧密团结所有政党和独立人士,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换和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局限于政党利益、阶级利益、地区和团体利益,导致社会解体的弊端。新的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也符合中华民族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优秀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中央委员会和大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和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CPPCC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行其职能的全过程,坚持和完善我们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新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鲜明特征和历史逻辑,精辟阐述了多党合作的独特优势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作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制度信心和清醒的理论信心。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中国的优势,得到了实践的充分肯定。

  从最早对“协商民主”理论的阐释到“新政党制度”的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日益丰富和完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激发人民的创造力,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的中央委员会和大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其履行职能的全过程, 坚持推进民主、促进团结和相互联系的双向进路,提出政策建议、凝聚共识,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积极开展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这种政治协商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政治协商。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是可行和有效的。

  在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已经全面覆盖了中央、地方和基层,开辟了协商民主的新领域。2015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地位,赋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多的协商职责。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是“各党派协商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是“专门协商机构”。这反映了对CPPCC职能定位认识的深化过程,也是CPPCC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新定位。

  这一定位凸显了CPPCC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的独特地位和独特作用。从国家政治制度来看,CPPCC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组织。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从CPPCC组织本身来看,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与国家事务审议和管理三大职能的过程就是协商过程,体现了专门协商组织的职能。此外,CPPCC成员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广泛的联系和包容性,有能力承担专门咨询机构的沉重责任。从其相对优势来看,CPPCC拥有其他形式的协商民主所无法替代的巨大优势。它不仅在组织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协商的主体包括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许多方面。同时,CPPCC还具有部门组织的结构优势、民主协商的功能优势和广泛渠道的优势。它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作为最早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形式,在理解其功能定位上实现了从“各党派协商机构”到“专门协商机构”的历史性跨越。政党协商和CPPCC协商都属于政治协商的范畴,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谈判的主要内容而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政党协商的基本特征是小规模、高层次和专题性。CPPCC协商的基本特征是大规模、广范围和综合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问题、人民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政党协商,也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形成社会共识,在CPPCC政治协商中发挥更大作用。作为一个“特别协商机构”,CPPCC可以通过更深层次的协商民主和协商民主监督,利用集体智慧和努力,推动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解决新时期的重大社会冲突,造福国家和人民。由此可见,CPPCC“特别协商机构”的定位是政党协商的延伸。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CPPCC充分发挥了“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形成了广泛、多层次、规范的协商讨论格局。协商民主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优势。首先,它有头脑风暴的优势。第二是真诚合作的优势。第三是达成广泛共识的优势。四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CPPCC作为一个“专门咨询机构”,直接推动政府部门与基层的直接对话,有利于政府部门有效了解社会形势和民意,有效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促进全社会形成理性文明的政治文化和氛围。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建立和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推进人民民主的同时注重制度建设,鼓励人民更广泛、更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不断拓展协商民主实践的增量路径,激活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有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制度和新的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全社会广泛的积极能量,取得最佳的和谐。它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发展和贡献。

  (作者钟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红旗手稿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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